于是，在《晋书》里，在《三国志》里，在《资治通鉴》里，我们看到了司马昭真实而丰富的另一面：是他主持废除了屯田客制度，把魏国数十万户被强制执行军事化管理的屯田客们解放成了自耕农身份的编户庶民，让他们摆脱了沉重的赋税和劳役；是他主持制定了《晋律》，削除烦琐冗杂的律条，“去其苛秽，存其清约”，并注入了儒家人文关怀的理念，深深影响了三百多年后的隋唐时代；是他在打下寿春城后，一举赦放了十多万名叛兵，对敌国的降卒也是“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和曹操采取的“围而后降者不赦”之屠城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他最先垂范提倡了“清、慎、勤”为官三达德，为后世考核官德树立了具体而切实的衡尺。著名史学家习凿齿对司马昭赞不绝口，称他是“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